幾年前，許多同道們，要我把以往發表的文章，編集出版，供人閱讀。這種善意的鼓勵，自是十分感激。然總覺自己所寫的東西太膚淺，那有出版的價值。

差不多，從民國二十年起，我就開始練習寫作，先後發表於海潮音、人海燈、佛教日報、妙法輪、覺有情、中流等刊物；要是把它搜集起來，也許還有幾篇可以看的。來臺後，因為資料不足及情緒的不定，寫出的東西，更不夠理想。

三十八年，該是國人最難忘的一年，千百萬人如潮湧一般向海外逃亡，我也是其中一個，隻身飄流到寶島；從大陸帶出來的，只有一個慘重痛苦的教訓，沒有興高采烈的熱望。

佛教雖有豐富的文化遺產——經典，但却受了宗法社會思想的影響，同道們沉迷於保守制度，未能隨和時代，革新佛制，致使佛教脫離了社會群眾，廣大社會人們對佛教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誤認佛教為迷信落伍的宗教。這種錯誤的責任，應歸罪於佛教宣傳不夠。

我愛我的佛教，更愛我的國家！在這國步艱難的時期中，每個國民都應貢獻出他的生命與智能來協助國家。根據我個人絕對信仰的基礎，於三十八年四月，創辦「人生雜誌」，想藉此為喉舌，表達我個人對於佛教革新的意見，及對國家民族熱誠的願望。深信以一個身披袈裟的沙門，親歷於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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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絕沒有絲毫迷信的成分，而是一個極富理智性的宗教，它對人類社會的關係，顯然不是少數人的私有品，而是整個人類慧命與幸福所繫。今日世界之所以還有大部分人們酷愛和平，伸張正義，就是受了二千五百年來佛教教義思想的薰陶。如果我們不能繼續善於傳播佛陀德義，對於這個世界，對於整個人類，休想獲得永遠的和平與幸福的保障。

在這個急變的偉大時代裏，使我對於國家民族，佛教文化能盡獻綿薄之力，實感到無限的欣慰。

現在把近十幾年來，在「人生」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文稿，按其性質，分類編成三冊：

這些文章內容，雖極膚淺，然却代表了我個人對於國家、民族、佛教、人生的一種觀感和熱望！個人所知有限，其中難免有錯誤的地方，還望海內外諸大善知識！不吝指教！

本書出版，主要的目的，是給自己看的：這些年來，究竟說了些什麼？好作自己檢討與反省的資料。

本書能夠出版，承陳慧劍居士發心編輯、設計、校正，花費了他不少的時間，並提供了好多的意見。陳居士勇於犧牲為人的精神，是值得稱揚的，在此，謹致無限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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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走了一段很悠遠的歷程，才走到民主世紀的時代。民主世紀也就是佛教世紀的時代。佛教創始於二千五百年以前，在歷史上儘管有許多輝煌的成就，但都披上宗法社會的思想外衣，始終為君主所利用，未能透露出佛教本來面目。今日才是實行佛教主義的時代。民主世紀，當然以人民為主，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法律都不能違反人民權利及自由的原則。若有一教條剝削人民利益或是束縛人民思想自由，都不能算是民主世紀的宗教。佛教雖然有部分類似宗教的形式，但沒有一般宗教迷信的制度。我們試從三方面分析之：

一、從宗教信仰方面說：人類社會一部政治思想史，是由神權而君權再進化到民權時代。也就是人民的信仰對象不外乎神、君、民的範圍。在神權時代人民信仰以神格為對象，風霜雨露一切現象都是唯神論。到了君權時代，聰敏的君主利用民智未開的機會，創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奴隸式忠君信仰，人民祇有屈服在君主膝下。今日到了民主世紀，人民的信仰必須根據民主世紀思想的趨勢。質言之，我們不能再叫人民去接受神權時代一神或多神教的信仰。比如說天上玉皇大帝統治天上日月星辰，以及風霜雨露，宇宙間一切變化都操諸於神，甚至說信仰天主可昇天堂，不信則墮地獄一類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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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思想進步的迷信信仰。現在世界居然還有許多民族迷信一神教。殊不知政治社會思想，由神權而君權再進化到民權。則人民的信仰也應由神教進化到無神教，由迷信進化到正信，這才是民主世紀正當的信仰。要之，民主世紀，絕不信神、信上帝的時代，而是信仰人、信仰佛陀的時代。

佛教在種種方面都是否認神格的，在佛教思想中，找不到神教的觀念。印度本來是一個神化思想發源地，釋迦牟尼佛為拯救人類脫離神化宗教束縛及階級制度的統制，遂決心放棄一切入雪山修道，終於徹底覺悟宇宙人生實相的真理，了解一切法生起皆假因緣和合相助而成，並無真實體性，更無主宰天地人物的神存在。因此，佛教成為一種否認神教及反階級反戰爭的宗教。佛教為了貫徹反階級制度主張，以平等喜捨和合為基礎，建設新社會生活制度，創立一個道德性僧伽的教團。所謂僧伽（Sangha），是和合眾的意思，以團聚和合共存共榮為目的。所謂僧侶，是包括在家眾出家眾而言。普通人以剃頭僧尼為僧侶，實是錯誤的，這是指的佛教的信徒的統稱。而佛所規定僧伽法律裡，絕無絲毫強制的條文，皆是大家所樂意遵守的。而僧侶以清潔、喜捨、無諍、忍辱、謙讓、自制種種美德為尚，這種清淨廉潔的美德，為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凡是在純正寺院住過的僧侶，絕不會再因權勢、地位、名望、貨利，而從事爭逐，以致惱亂於人。相反的能竭其心力為大眾謀福利。在僧伽制度和平地發生作用的時候，所產生的力量，不是少數人的，乃是全體僧伽所共有的，因此在中國內地各省及蒙古西藏各大寺院裡常容有千名僧侶，維持千數百年團聚清淨不斷的生活。這種大團結的生活制度為世界從所未有，這就是佛教創立於人類世界上真正民主大同的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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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民主思想方面說：今日是民主思想發達的時代。在民主時代裡，不論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一切都要有民主基本理論適合人民的要求。尤其宗教信仰，因為今日人民思想與信仰絕不是跼促在一神教天堂的幻想中，或是地獄的恐怖裡。天堂不夠滿足人民的慾望，地獄的苦趣也不能遏止人民殘殺的行為。今日人民所希望的是如何實現人類永久的和平，以及如何發揚民主道德的問題。上帝創造宇宙萬物的觀念，不唯違背科學宇宙觀基本的原理，且違背民主時代基本獨立的精神。試問上帝能造萬物，為什麼不儘造美滿快樂的東西？為什麼儘造魔鬼地獄種種醜態可厭的東西？上帝既能造萬物，則上帝又為誰所造呢？若說不上帝不需人造，則宇宙萬物又何需上帝造？總之，上帝造宇宙之說，祇要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都知是神權時代束縛人民思想的東西。同時，耶教雖主張人與人平等，但不主張人民與上帝平等。在耶教，是要把人民思想永遠封鎖在神教的觀念裡，故在新舊約中，永遠沒有民主世紀的時代。佛教却不然。佛教不但主張人與佛平等，並且佛與一切非人類眾生，乃至一切蠢動含靈平等。佛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以及華嚴經說：「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這就是佛教根本主張一切平等的教義。故佛教思想不但適合民主制度，並且是發明民主思想的鼻祖。釋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年前，即提出一切人民平等皆有成佛的可能。也就是一切人民具有為民主國家大總統的資格。基督教不但在開始沒有民主的思想，即至現在依然不主張人民與上帝平等。故基督教是神權時代的宗教，不是民主世紀的宗教。

佛教在多方面影響了耶教及西方哲學的思想，因為佛教倫理合理化及仁慈喜捨悲憫為人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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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的真誠，一般農民大眾及知識階級，都樂於接受佛教的信仰，因此佛教精神影響了人類二千五百年的命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理智宗教。而佛教文化影響於人類文化藝術及哲學思想方面的更大。在古代遺傳下來的美麗塑像、彫刻、繪畫、裝飾，不論印度、日本、韓國，或中國蒙古西藏的，都是佛教全盛時期的證物。尤期中國雲崗及龍門佛窟，成為世界藝術之宮。不特藝術上如此，即今日人世間所保存的經律論，無論是日本、韓國、蒙古、西藏、錫蘭、緬甸、暹羅，各各都有本國文字佛教藏經版，尤以漢文藏經卷數總在九千卷以上，今日猶能保有宋版、元版、明版、清版、民國版。這不獨為中國任何文化體系所不及，且為世界文化史上任何宗教、哲學、科學的文獻所不能望其項背者。當中國中古時代，道安、慧遠、智者、清涼、義淨、玄奘、道宣、惠能等高僧出世，造成中國佛教長達六百年的盛況，為世界文化史上的任何一域所不及。故佛教精神從社會各方面活動上所表現的種種方式，便構成了佛教對世界文化特殊的貢獻。佛教學術思想雖然包括哲學、科學、宗教等，但佛教對於宇宙人生問題的說明，既不同於科學之偏於分析，又不同於哲學之偏於理想，而在實證宇宙人生實事實相的真理。在宗教方面，又不同於一般宗教之崇尚神格，而重在信解行證得果位。政治、法律之學僅能治理人民的行為，而佛教却重治理人心。改造人心成為佛教根本的教義，佛教在改造人心方面，從不運用一手持劍，一手持經的勉強化導，純以「正義征服一切處」，以慈悲喜捨為出發點。凡是接受佛陀仁慈教誨的信徒們，都能從其行為上樹起一種無貪無瞋新生活的標幟，使各人生活更為理想充實。佛陀犧牲自我的精神，當為人類思想上不可磨滅的典型，我們應感謝佛陀的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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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天下一家方面說：現在是人類社會走上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時代。所以今日政治家、科學家、宗教家，都不應以少數民族或少數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必須以整個人類世界，整個人類自由獨立幸福為目的。二十世紀是西歐文化領導世界的時代，不論政治思想、經濟制度、科學發明、學術思潮都發源於西歐，故歐洲文化思想直接影響了全世界人類百年來的命運。自十七世紀下半期科學萌芽起直至今日，人類世界不知發生了多少次殘酷的戰爭，當然同時也帶來許多新興的思想，甚至理想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後所產生的國際聯盟及聯合國，所標榜的都是天下一家的精神。但事實上，國聯及聯合國機構，並沒有能力領導全人類走上天下一家的理想世界，反而供給強國壓迫弱國的機會。很明顯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或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只能愛自己的民族，愛自己的國家，並沒有佛陀那樣愛人類愛世界的精神。擧世譽為最開明的政治家羅斯福，在二次大戰初期說美國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話講得多麼漂亮，然而後來在雅爾達會議中出賣中國東北利益的一幕，應促使我們悟解西方民族自私自利的特性了。

談到西方精神文化，當然是講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講博愛，講自由，但其所表現的博愛精神如何呢？證之事實，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奉行基督精神的歐洲，可見基督教徒毫無能力遏止戰爭的發生，這豈不是他們對於「博愛」精神發揮得未能盡致麼？故西方政治家、宗教家，無疑都失去領導人類世界走上天下一家的資格了，尤以基督教正淪於悲慘的地步；全世界人民幾乎一致表示對它的失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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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淡。近年來歐美人民都傾向於追求東方佛教的文化，比如巴黎有佛友會，倫敦有坐禪會，以及瑞士、瑞典、南美洲各國，都有佛教機構組織。去年義大利那根羅先生捨天主教皈依佛教而出家。最近世界知名的作家林特博士（Krince O. M. Chclenki Firol）自美來函，懇請中國佛教大德，前往歐美各國傳教。可知歐美各國億兆人民，雖不是佛教徒，但都抱有佛教的人生觀，甚至將全人類永遠的安寧，都寄託在東方佛教身上。佛教是偉大的精神，就是竭誠謀求全人類全世界的共存共榮；不以少數民族，少數國家利益為目的。故佛教精神不限於一國一族一域的，是全世界人類所共有的光明。佛教在亞洲二千五百年的歷史上，也不曾鼓勵人類發動戰爭，或對其他宗教的教徒施以壓迫及侵略的行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反對戰爭的就是佛教。所以佛教能夠溫暖的滲入世界各種文化裡，而未引起任何的反抗，就因佛教根本沒有領土及政治的野心。它祇是企圖改造人心，淨化人心，樹起仁慈之道。這樣說來，領導全世界人民走上天下一家的責任，無疑的，是落在我們全世界佛教徒的肩上了。希望全世界的佛教徒們，要勇敢地擔起這個重責大任。

現在，我們可充分了解現代社會所流行的一類反戰爭、反神論、以及民主思想最新潮的時代語句，殊不知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即倡導此說。二千五百年當中，更不知多少佛教徒於反階級、反戰爭中犧牲，甚至為救民而奮鬪。這是世界文化史特殊的公例。現代民主國家的國會代議制度，就是發明於佛陀。故佛教是民主世紀的宗教，同時為民主世紀標準的信仰。

在此全國烽火瀰漫的今日，西藏突然發生政變，迫使政府駐藏官員限期撤退，否則不予保護，並封鎖駐藏辦事處及學校、無線電台等。這個消息傳出，全國震動。不但有關今後西南邊疆的安危，且有關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是值得重視的。然西藏為什麼會發生政變呢？這也有其前因後果。

西藏雖隸屬中國之一區，但因天然地勢阻隔，遂與祖國文化、風俗、民情隔膜不相入，成為一個神秘的地區。然相反的，却是佛教聖地。佛教為全藏民眾中心的信仰，佛教文化代表了西藏政治、教育、文化。西藏捨佛教也就無政治、教育、文化可言。故西藏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教區，全藏政務由達賴、班禪兩位活佛分別執掌。近數十年來，自英國勢力侵入西藏後（一九○三年英國曾派遠征軍攻佔拉薩，強迫西藏簽約，使英國在西藏獲得種種特權），西藏政治遂分親英、親漢兩派。宣統二年清廷進兵拉薩，達賴十三世被迫出亡印度。迨民國成立後，達賴始回西藏，驅逐漢軍，進犯邊疆，自此親英派越發抬頭。民國十二年，親漢派班禪第九世，被逐出西藏，逃亡國內，西藏整個政權，遂落入親英派手裡，但對中央政府並不敢明目張膽違抗，深恐中央要以武力護送班禪回藏。而中央政府明知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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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派抬頭將影響西藏主權及西南國防的安危，但彼時國內南北尚未統一，無暇兼顧邊疆，仍然採清廷 懷柔政策，聽其自然。這是過去西藏與中央形成若即若離的關係。

到了民國二十二年，達賴十三世圓寂，於是西藏政權又落於親漢派手裡。親漢派首領是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寺主持熱振呼圖克圖，熱振攝政了五年，時遭親英派嫉妒，二十九年被迫下台，由親英派達札攝政，三十六年達札又以年老不願攝政，熱振二度攝政的呼聲很高。同時，又派代表至南京，遂遭親英派以「勾結中央」之罪名，將熱振逮捕下獄，同時派兵圍攻色拉寺，全藏為之騷然，三大寺僧侶齊起與親英派對抗，雙方均有死傷。而熱振不久雙目被挖去，毒死獄中。同情熱振的色拉寺僧侶，全被趕往青海西康邊境，中央政府對西藏政府毒死親漢派首領除提出一紙空文質問外，並未採取任何有效行動。致使親英派越發抬頭，氣燄萬丈。

熱振死後，整個西藏政權都落在親英派手裡，親漢份子一掃而光，西藏脫離中央的念頭，由此而生。所以達賴十四世真身坐床大典，中央特派吳忠信為特使，前往西藏主持，雖然花了幾十億坐床費，以及國民大會西藏代表出席中央，都未能改善西藏離心的關係。在國民大會中西藏代表未發過一次言，擧過一次手，甚至連總統副總統當選證書上，國大主席團藏方代表都不肯簽字，他們居心何在？不難索解。藏方人民出國不需要中央政府出國護照，可周遊天下。去年印度召開泛亞洲會議沒有得到中央政府同意，藏方居然單獨派代表出席，凡此種種皆有意向脫離中央路線上走。

同時，直接促成這次西藏政變的主因，是親漢派班禪十世將在西寧塔爾寺擧行坐床大典，中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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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特使，馬步芳為副使，前往主持，政府有無決心護送班禪十世回藏，尚未可知。但就坐床大典一節已足遭親英派忌妒，視為心腹之患。同時，又看到中央政府致全力應付國內戰爭，無暇顧及西藏，加之英人從中挑撥離間，甚至支持親英派意見，遂促成這次政府在藏官員被迫撤退，其目的是在打擊這次班禪坐床大典，同時肅清中央在西藏僅有的一點勢力。這是西藏政變的前因後果。

政府對西藏發生政變，除派關吉玉委員長前往慰問外，並未作任何具體表示，我們知道西藏政變內情十分嚴重，絕不是派一二特使慰問，所能換回藏族離心力，甚至能安定西藏的。我們的意見是：

一、請政府對處理西藏政變拿出具體的政策來，懷柔政策已不適用於現在，更不能挽回藏族的離心力。同時對西藏一部分親英派已無姑息妥協可言，其既已明目張膽脫離中央，驅逐政府官員出境，不唯有損政府威信，且於整個西藏領土主權及西南國防上有嚴重影響。因此應全力支持親漢派，甚至以武力護送班禪回藏，同時當照會英國不應於中國在戡亂之際，唆使藏族脫離中央，分散中華民國五族共和團結的力量，更應加強蒙藏委員會組織力量，或另設機構處理西藏問題。

二、要積極溝通漢藏文化。今日漢藏民族間感情隔膜，固然是受天然地勢阻礙，同時也由於漢藏文化根本未能溝通。政府對邊疆民族的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一向都未重視，尤其對於西藏，從未謀文化上的溝通，不但沒有鼓勵青年入藏，甚至國內至今未辦一所藏文學校，造就入藏人才，致國內今日能了解西藏國情的人實在太少了。今日挽回藏族離心力安定西藏，懷柔政策固不夠，武力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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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根本辦法，根本辦法須從文化上溝通起，欲溝通漢藏文化，則不能忽視藏族中心信仰的佛教文化。以藏族百分之百為佛教忠實信徒，故欲溝通漢藏文化，挽回藏族離心力，不可不借重佛教文化作為媒介；當積極推進漢藏佛教的文化溝通，在邊疆多辦漢藏學校，而鼓勵國民及青年僧侶入藏，尤以邊疆民族宗教信仰重於民族的觀念。此所以西藏至今封鎖不容非佛教勢力侵入，乃至這次西藏迫令政府官員出境，謂恐辦事處內有共產黨的人員，這雖屬是藉口，但可見藏族對共產黨的心理是如何了？

談到溝通漢藏文化，聯絡漢藏兩族的感情，我們佛教徒也應負起一部分責任。以漢藏佛教同一法統，同為釋迦牟尼佛弟子，我們要效法中世紀法顯、玄奘、義淨等高僧，從事溝通中印文化的那種冒萬險不顧生命的精神。中世紀我國高僧前後入印度者近百八十人，其經過時期前後垂五百年，最盛的時候，亦綿亙兩世紀，其為犧牲者過半，但其奠定了中國佛教文化之基礎，且使我國文化從物質上精神上起了一種革命運動。中印兩國邦交，自佛教傳入後二千年來未發生任何不愉快事件，此不能不歸功於中印文化溝通的效果。故今日欲安定西藏，當積極溝通漢藏文化，尤以我佛教青年值今日全國戰爭，幾無安身立命之所，當發菩薩心入藏，獻身國家，以溝通漢藏文化為己任，且今日西藏所擁有佛教智慧為亞洲之冠，可盡量求之，以補國內佛教之不足。同時我們應當協助藏族同胞保存亞洲佛教唯一聖地，勿使極權主義者染指西藏。我希望我國佛教徒，不論是從東北撤退的，或是華中華南撤退的，我們應向邊疆出發，從事溝通漢藏民族文化的神聖運動。

章嘉大師，於重慶淪陷前隨政府飛至臺北。臺灣省佛教分會，以熱烈的情緒，歡迎章嘉大師。大師為今日漢蒙佛教唯一領袖人物，在此大陸佛教遭受到史上空前的摧殘，全國佛教徒正陷於絕望悲慘的命運中，大師今日追隨政府飛蒞反攻大陸的基地臺北，這不獨加強臺省佛教徒復興祖國佛教的信心，且給予陷於極度悲慘命運中的全國佛教徒一個新的希望。這象徵著中國佛教前途是光明的，並未絕望。大師初履臺北，他一生的經歷，也許為臺省佛教徒所急需了解。

佛教講究真理的親證，同時也講究信仰的建樹，在未親證到真理以前，對佛法中許多不可思議的說法，祇可以信仰，不可以理會，因為唯佛與佛，才能究竟諸法實相。我們一個人的見解、心量、智慧，畢竟是有限量的，怎能以有限量的智慧去窺測歷劫修證的大德聖僧應化的事蹟？所以我們要了解章嘉大師應化的事跡，首先要對大師建立起絕對不移的信仰，尤其對蒙藏佛教傳統應化的理論。

章嘉大師，今生轉世於青海，於二千五百年前釋迦佛住世時生於印度，為釋迦牟尼佛大弟子，名為尊達。嗣後隨緣應化。由釋迦佛起，至今已歷十九世。章嘉二字，在明朝原為張家，清季乾隆親改為章嘉，章嘉轉世至今，大師為第七輩。關於大師應化事跡，蒙藏經典中有詳細記載，這裡祇能作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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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介紹，這是大師一部分佛教方面應化的經歷。

滿清政府為了統治蒙古民族，當然不能忽視蒙古民族中心信仰佛教的問題。蒙古人民風俗習慣、文化、教育、政治、經濟都脫離不了佛教；捨去佛教沒有文化、教育、政治、經濟可言。質言之，佛教的文化，就是蒙族的文化教育。清廷對於與蒙族攸關的佛教大德，為了表示崇敬起見，乃將蒙古所有高僧都加封為呼圖克圖。呼圖克圖的意思是，能知未來過去生死。當時清廷共封八大呼圖克圖，如章嘉、錫呼圖、敏珠爾、阿嘉（圓寂）、喇果爾、濟隆（西藏）、桑薩、察罕（蒙古）。這八位於前清皆住京城受國家供養；沒有被封的，則不許住京。但雖同封呼圖克圖，名義上無甚差別，但實際上相差甚遠。這全視各呼圖克圖攝化區域大小及德力淺深。章嘉大師為前清八位呼圖克圖中尊為第一；因為大師於蒙古一帶東起黑龍江，西至寧夏，擁有內蒙四十九旗，及青海二十九旗之廣大信徒。在蒙旗內有三百多所寺廟，十數萬喇嘛。北平、奉天、熱河、多倫等地都有大師寺廟，每所廟宇住有三四千喇嘛，少的也有三四百。大師每年要到各旗受供，每次應供，每日頂禮大師者不下數萬人，無異構成蒙旗精神信仰的中樞。清廷尊敬大師，特封「灌頂普善廣慈」尊號，這種尊號為其他呼圖克圖所未有。民國維新，呼圖克圖名稱雖降為普通尊號，但大師依然為蒙旗人民心靈上崇高的偶像。袁世凱於「灌頂普善廣慈」下加封「安濟光明」。徐世昌又加封「召因闡化」。北伐成功，國民政府為實踐　國父孫總理五族共和的偉大遺教，另封大師「淨覺輔教」德號。七七事變，中日發生全面戰爭，在蔣委員長不分種族、性別、宗教，全民一致團結的偉大號召下，大師隨政府西遷，於成都成立蒙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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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公署。八年抗戰期間始終站在佛教立場加強蒙旗抗戰的意識，協助政府完成神聖作戰的任務。勝利後，政府為了表揚大師護國的精神，三十六年加封護國淨覺輔教大師，「護國大師」四字為政府歷次對蒙藏佛教領袖封號所僅有者，與班禪、達賴相等。師於三十五年任國府委員，行憲後，任總統府資政，足徵中樞對大師崇敬之一斑。現在蒙藏尊宿，以庫倫哲布尊丹巴為最大，捨此為班禪、達賴、章嘉三大師。班禪、達賴，為藏族領袖。章嘉大師自太虛菩薩昇內院後，無疑的為漢族佛教最高領袖。關於大師歷年封號，蒙藏委員會都有案可稽，這是大師應化的經歷。

大師宿慧甚深，精通漢滿蒙藏語言文字，精持顯密咒章為恆課，法相莊嚴，清淨和顏，生活簡單，每日一餐，真是一活佛的象徵。

我們對大師十二萬分崇敬之餘，所希望於大師者：

一、希望大師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資格，領導組織亞洲佛教反共聯盟。今日亞洲所有佛教國家，中國大陸佛教首先遭到戰爭的摧殘，朝鮮、暹羅、緬甸、安南、西藏，正受到威脅，日本佛教則受戰敗影響，整個亞洲的佛教正面臨史上最黯淡的時期。但亞洲八億人口之中，至少有五億人口是忠實的佛教徒，倘加以團結組織，不但可以復興亞洲佛教，並且可以加強亞洲民主國家反極權主義力量。在國內方面，首先要發動革新佛教制度。今日佛教的危險不在主義，乃在制度不良，中國佛教會會章，現有重行擬定的必要。今後的僧制，要取亞洲各國之所長，依照現前國家政治體係，社會經濟制渡，建設適合中國國情及現代思潮的新中國佛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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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望大師以總統府資政的資格，要求政府尊重憲法上所規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非依法不得逮捕。今後不得再有與憲法相抵觸的單行法，妨礙人民信仰自由。如臺灣省政府三十八年度頒布取締游民法令，竟將國內來臺僧尼拘捕二十餘名。這是憲法頒布以來佛教徒所受的最大恥辱，我們懇請政府尊重臺灣民眾的信仰。臺灣六百五十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佛教徒，今日臺灣既為反攻大陸復興中國的基地，防衞臺灣當然包括軍事、政治、宗教多方面。最近臺灣省府改組起用本省同胞，這是政治方面；倘我們單講政治手腕，不重視民族宗教信仰，是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日人竊據臺灣五十年，之所以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能，乃能針對事實，掌握住全省人民中信仰的佛教。他們在各處建設莊嚴的寺院，設布教所，以宗教配合政治教育，推進日本文化，爭取全體民眾信仰，所以臺省佛教徒人人能講日語，諳日文。光復後四年來，臺灣佛教徒能講國語通國文者，依然甚少。日人竊據五十年，臺灣國民對祖國國學思想及文化教育便停頓了五十年！我們認為防衞臺灣，首先要增加臺省佛教信徒對祖國的向心力，以及研究如何推進祖國文化教育，如何灌輸反極權主義知識，如何提高臺省佛教徒國學知識，如何改變臺灣省佛教徒親日思想為愛國思想。最低限度政府做到：

這是我們最低的希望，也是對政府最低的要求。

臺灣省佛教分會，是全省佛教最高行政機構，對全省佛教應興應革之事宜，負有全部責任。所應做的工作，固然甚多，然我所希望它能做到的是——

一、向臺灣省政府交涉接收日人在臺佛教寺院佈教所：以日據時期，日本佛教徒在臺灣所建的寺院，多半係臺灣佛教信徒捐獻及日人協助而成。此項財產既為宗教信徒捐獻之建築物，為臺灣佛教徒所有，顯與一般敵產不同。為保全宗教歷史上之建築及本省信徒權益計，應向省政府交涉將在臺日人所有寺院佈教所交還臺灣省佛教分會接管，並說明值此反共抗俄期間，暫歸政府使用。但應請政府明文公佈者： （一）臺灣日本佛教寺院佈教所，所有權移交臺灣省佛教分會。政府軍營建成後，再移交佛教會使用。（二）在省政府未移交前，各縣巿區行政機構不得私行拆毀，或利用行政上之便利，藉故變更處理，或變賣破壞等，致違背捐獻人之初衷。

二、整理日人遺留佛教經典圖書文物：以光復時，日本佛教寺院佈教所，所遺留大批佛教經典圖書文物，多半為佛教私人接收，或為各地行政機構保管者，或遺留民間者，當不在少數。以此項經典圖書文物於一般文教機構不關重要，但於臺灣佛教文化前途關係至大。且目前臺灣佛教缺乏大批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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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補給，省分會應訂立整理日人遺留經典圖書文物條例，飭各縣巿支會成立佛教經典圖書文物整理委員會，搜集整理各地有關日人遺留經典圖書文物。凡日人所遺留經典圖書文物，概歸保管委員會保管，不得為私人所有。為政府機關所保管者，應交涉索回，集中成立佛教圖書館，供當地佛教民眾、文化團體閱覽研究。俾此具有歷史性之研究文獻不致散佚。愛好文獻者應協助完成此項工作。此於整 個臺灣佛教文化前途及社會文化發揚關係至大。

三、劃定十方叢林寺院：臺灣佛教之所以不能發揚光大，乃因缺少僧才及十方選賢叢林之寺院。今應劃定若干寺院為十方叢林，准許持單接眾，標定立派，行使僧制，或依百丈清規訂立適宜之衣食住行共住規約，俾全省佛教青年，冬有所參，夏有所學，養成健全之僧格。若淡水之觀音山、基隆之靈泉寺、大湖之法雲寺、獅頭山之開善寺、嘉義之大仙寺、臺南之開元寺，各有山川之秀麗，寺貌之莊嚴，以地域環境，均宜劃定為僧眾十方之叢林，執行百丈清規之制度。（百丈清規為唐代百丈禪師所訂，內多未盡得合時宜，可由教會會議修改或另定健全之叢林規約）每寺規定住五十名至一百名，每期為六個月（正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為一期，七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為一期）。其次中和之圓通寺、中壢之圓光寺、獅頭山之獅岩洞、岡山之蓮峯庵、屏東之東山寺，各有天地，環境幽美，可劃定為尼眾十方叢林，行使百丈清規制度。每寺亦均可住五十名至一百名，每六個月為一期。於中可指定觀音山、法雲寺、大仙寺三寺，輪流傳戒，每三年傳一次。此三寺經常必須行使律宗制度。關於上項寺院，劃為十方選賢制度，擧行投票選擧住持，任期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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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民眾中心信仰：臺灣民眾對於佛教雖有善徧真誠之信仰，然信仰之對象紛雜，包括佛、神、玉皇、三官、女后、呂祖等在內，而佛教徒本身亦有龍華派、金童派、佛門派之分；致寺院神像林立，神佛不分，妖鬼不辨，使民眾信仰失去中心，恍惚於鬼神迷信中求真理，斯無異煮沙成飯之夢想，遺害非淺。因此我們呼籲，凡佛教寺院齋堂，應神佛劃分，分標正信與迷信： （一）佛教寺院齋堂，不准供奉一切外道邪魔等神像。（二）佛教徒篤信佛說一切經典，不得持念一切邪魔外道經典咒語——應訂寺院齋堂供像標準——俾全省民眾對佛教有正確之信仰，捨迷信為正信，庶使佛教得以發揚。

以上所說數點，並不需要佛教會拿出大批金錢，祇要省佛教會各常務理監事及各縣巿支會常務理監事取得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便可完成臺灣佛教的革新。

今日的臺灣，無疑的是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燈塔，是自由中國建設的基地。臺灣實施自治，是新臺灣建設的開始；臺灣每個佛教徒，是這建設中重要的一份子。他們對自由中國及新臺灣的建設認識如何？日本統治了五十年，他們的信仰、生活、教育、制度，究竟受了些什麼影響？這種種都是我們所必須了解的。

為求了解，在過去一年中，我曾遠赴中南部各地，對各地佛教情況，獲有一個概念。這次，又奉中國佛教會之命，隨同李了空居士、臺灣佛教會理事長修振法師，及隨喜參加之陳景陶居士，對臺灣各地區的佛教作歷史性的訪察，使我對臺灣佛教，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玆將我訪察所得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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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來，臺灣的佛教，無論是文化教育，或學術思想，祇有退步而無進步。文化教育為決定臺灣佛教生命的根本，為目前臺灣佛教所急需。且今日臺灣為自由中國建設及復興祖國佛教的基地，臺灣行政區域劃分，實施地方自治後，各個人民團體都必須健全組織配合黨政軍改革前進，以期分擔自由中國建設的工作。臺灣省佛教分會的工作標的，顯然的，即朝此目標前進。

佛教權力中心的機構，雖在中央教會，而教會力量的基礎，則在地方。臺灣佛教不能革新，其原因固然很多，但縣巿支會組織，僅具形式，不能發揮真正的力量，實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縣巿支會必須健全組織，纔能發生力量。欲健全組織，必須擢拔賢能之士，畀予重任，且此組織必須為興革佛教福利社會的組織，纔能獲得地方教徒的信仰，纔能發生領導作用的力量。教會在地方，不但要努力於佛教本身的文化教育事業，尤需注意社會慈善公益及推進各種社會運動。處於現今民主社會中的教會，不唯要團結佛教本身的力量，且要盡量與地方政府議會及各個人民團體取得密切的聯繫，爭取群眾。未來的佛教生命，實寄託於社會群眾信仰的基礎上。

教會基層的組織，是團體會員（寺廟齋堂及地方佛教團體）及個人會員（出家二眾在家二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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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接領導地方寺廟齋堂及四眾教徒的是縣巿支會，也可說縣巿支會是省分會與各寺廟齋堂團體及四眾教徒之間的橋樑。支會在縣巿地方能否發生力量，就看縣巿支會能否領導寺廟齋堂團體會員及四眾教徒個人會員，乃至對興革佛教福利社會努力如何而定。縣巿支會是總會的基層，但總會所賦予縣巿支會的任務如何圓滿達成，甚至臺灣佛教能否配合行政上的興革，創造新的生命，就看全省各縣巿支會代表的努力了。

今日臺灣不僅是復興祖國佛教的基地，且是亞洲佛教復興的中心，也是世界佛教交通的橋樑。現今亞洲所有佛教地區，若東南亞之暹羅、緬甸、錫蘭、以及亞東之日本，現都瀕臨戰爭邊緣，飽受赤色恐怖政策威脅而惶惶不安。今日領導亞洲佛教，甚至負起世界佛教交流傳播之工作者，唯臺灣，以臺灣為亞洲最安全，且是亞洲第一個民選自治區域，是全世界民主國家反極權主義的橋樑。因此振興祖國佛教及領導亞洲佛教，甚至光大世界佛教的光榮責任，都落到臺灣佛教徒的肩上了。今後領導臺灣各縣巿佛教支會代表，要有領導亞洲佛教，甚至世界佛教的責任感。應如何把握住這個神聖的領導權？一方面要以全力推進臺灣佛教的改革工作，一方面要考慮如何聯絡所有亞洲佛教地區的教徒。尤以對日本締結和約後，中日兩國佛教徒要作緊密的聯繫，發動全亞洲佛教的文化宣傳交流，向亞洲三萬萬五千萬佛教徒作護教及拯救人類的呼籲，以亞洲八萬萬的人口中有三億五千萬人民是佛教徒，這是佛教護教救世的無比強大力量。若能結成一個有力的陣線，不僅可決定今後亞洲佛教的命運，且可協助決定亞洲未來政治的前途。杜魯門總統深知亞洲宗教徒潛伏的龐大力量，曾對亞洲宗教徒作護教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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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呼籲。因此，我們各個代表應充分了解自身於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佛教當中所居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支會在教會當中雖屬基層的組織，但於整個佛教中是居於領導的地位，對於整個佛教的前途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關心臺灣佛教，甚至整個佛教前途的人，都以非常情緒重視各代表的蒞臨臺北。臺灣既一致被認為是復興佛教的基地，就必須從基地努力興革起，尤其要從各縣巿支會充實起。

最後，我以無比的熱誠，祝賀各代表負起這種偉大莊嚴歷史再造的責任。這是一種無比光榮的神聖使命，我希望各縣巿代表要時時體念這種榮耀，體念佛教當前的時機，犧牲個人，盡最大努力完成新臺灣佛教建設的使命。

佛說的地獄在那裏？我以為就在今日的大陸上！最近共匪實施二十一條「懲治反革命條例」，在大陸上展開五千年來人類所未有的大屠殺之暴行，使整個大陸人民陷在清算、鬪爭、迫害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間地獄裏。甚至比佛說的十八層地獄，還要痛苦。因為共匪消除異己，殘殺人民，所用的毒刑，不是用鎗刀一次給你痛痛快快的死，乃是用種種慘無人道的史無前例的嚴刑。要經過無數毒刑的悲慘叫喊之後，才再用一種痛苦不堪的花樣來處死。其毒刑的種類，包括水牢（將人綑在儲水的囚牢中，僅僅露出頭部）、糞牢（把人綑在糞堆上）、退福牢（在木椿上釘滿鐵釘，把犯人綑坐椿上折磨至死）、大分家（以牛馬四足分縛犯人之四肢而分其尸命）、坐水桶（將犯人置於大水桶中，以沸水由頭頂澆灌，使其皮膚脫落，直至氣絕身死）、摘石榴（割下婦女乳房）、取零件（割下犯人的五官四肢），乃至劈頭、活埋等，這真恐怕比佛說的種種之地獄還要慘！

最近幾個月來，粵桂閩三省人民被殺害的已逾四十萬。另外，上海有一萬五千人，無錫有二千五百人，瑞金有三千六百人，都遭慘殺。全國三千一百餘縣巿，每縣巿至少有三百人以上，或多至千餘人以上被殺。而被秘密處死的更不知多少？據報載迄今已有逾百萬的人民犧牲於共匪的高壓血腥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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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被殺害的，有愛國份子、文化人、宗教徒、知識份子、公務員、地主、名流，甚至婦孺老弱。整個大陸人民，無異待決之囚，鐵幕同胞，盡成俎上之肉。許多人民祇知有今日，不知有明日。試問，這種種悲慘恐怖的狀態，不是地獄，是什麼呢？

共匪這種泯滅人性的悲慘暴行，每一個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國人無不義憤填膺，悲痛萬分。二十世紀文明世界怎麼會出現這樣一個人面獸心的魔王呢？人類歷史上儘管有多少昏君暴主，但他們並不是用殘殺人民的方式來維持王朝的統治，祇有蘇俄革命初期殺害人民的罪行堪與共匪的暴行相比擬。共匪為什麼要屠殺人民呢？顯然的是因為自由中國的強大，且大陸上數百萬游擊隊活躍異常。韓戰而後，全世界民主國家形成堅固的陣線，同聲譴責匪幫為侵略者，使共匪政權發生根本的動搖。因此，乃用恐怖屠殺的暴力統治來鞏固其政權。但暴力統治，絕不能鞏固天下，歷史上秦始皇、張獻忠、李自成的結局，十足證明屠殺人民祇有增加自己滅亡的速度。何況今日共匪破壞國家的統一，出賣中華民族，裹脅少壯，強迫參軍，把許多無辜老百姓送去韓國當砲灰，以及二十一條殘殺的暴行超超過了張獻忠、李自成的罪惡。要以暴力鞏固天下，祇有增加人民反抗的決心。人民為了活命，為了要愛護他的國家民族，為了愛護他的父母兄弟同胞，絕不能聽共匪任意的屠殺。屠殺的程度愈烈，人民反抗的力量則愈強。輾轉相乘，有加無已。以陳勝、吳廣尚且推翻了強暴的秦國，更何況今日大陸上有累千累萬乃至數百萬的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民族英雄在反抗暴行呢？

對於共匪的暴行，我們有下列兩點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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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們應了解人類互相殘殺的劫數從何而來？今日共匪屠殺人命妄殺無辜，不是人性之所為，乃是人面獸心之所為！人面獸心的瞋恨，不僅是政治上的仇恨，實導源於人類無量劫來無辜的殺生之所致。所以今日要拯救大陸的同胞，要消滅人類的殺劫，首先要戒殺。戒殺為消滅人類殺劫的根本。臺灣每年殺牲祭神的迷信，不知要犧牲多少生命？要想臺灣人民生命安全不遭受殺劫，就要嚴格制止這種殺牲的迷信，不殺牲才能感召人類的祥和，同時對大陸死於悲慘非刑的同胞應懷有悲愍心，默誦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廻向遭難同胞，速脫苦趣，祈求十方護法神靈，速令此惱害人類的魔王消滅。

第二、共匪慘絕人寰的暴行，不僅違背人道主義及世界人權生命的保障，且摧殘民族的生命，傷害國家的元氣，基於人道及人權生命的保障，及中華民族生命的延續，希望全世界佛教徒、宗教徒、文化人及愛好和平崇敬人道主義者，一致為人道正義，及人權生命的保障，對這種罔顧人道的暴行，發出嚴重的抗議！希望讀者閱畢，默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十聲，廻向大陸遭難的同胞，速離苦趣，超昇極樂！

最近大陸上傳來消息，說共匪在大陸上，正在進行徹底毀滅佛教。當大陸初淪陷時，共匪僅在鄉區控制寺廟土地，斷絕僧尼的生活，但對僧尼行動未加限制。現在則採用積極的毀滅政策，把各城巿大寺院逐步充公，大小廟斥毀。若江蘇揚州之靜慧寺，復源寺、重寧寺、天寧寺、長生寺，泰縣之光孝寺等都先後充公。泰縣之北山寺、南山寺，都經拆毀，強迫僧尼還俗；少者當兵，老者做工，不從者實行逮捕。京滬線的青年僧尼，都化裝潛逃他鄉，年老無法生活而自殺者，日有所聞。清算、鬪爭、屠殺，僧尼也在其列。

這種種消息，對每一個佛教徒，甚至每一個國民來說，都是十分痛心的！然而我們對於共匪這種暴行造成的人間地獄，祇有虔誠地反省及懺悔，祈求十方諸佛菩薩及護法神靈儘速消滅這種惱害人類的夜叉與魔王。但共匪絕對不能消滅佛教的，為什麼？佛教存在世間，並不是僅憑幾座寺廟，幾尊偶像，或是若干僧尼代表。佛教有其根本的道理，它不獨具有人類最高的智慧及悠遠文化的歷史，且佛教的根本思想，在促使人類放棄殘殺的行為，發揚人類本有的善能，詮示真理，達到淨化的世界，為世界永久和平所必需的。佛教重在解脫人生的痛苦，不在形式主義。形式偶像為化導世間的一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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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巧，不是根本勝義的佛教。共匪祇能消滅有形的佛教，不能消滅根本無形勝義的佛教。甚至連應化形式佛教，也不能永遠的消滅。

根本勝義的佛教，就是佛法僧三寶。所謂三寶，分一體三寶、別體三寶及住持三寶的三種。今分述之：

一、所謂一體三寶，乃對宇宙萬有實相真如理體圓滿覺了，就是佛寶，佛身徧滿虛空盡法界，宇宙間山河大地，無一物無一法不是清淨身佛。故僧問洞山曰：「如何是佛」？洞山曰：「麻三斤」。諸佛如來直覺妙悟所顯現宇宙萬有諸法實相絕對的真理，就是法寶。這個法有佛不增，無佛不減，常常時，恆恆時，法爾如是。能由二空契合於這真理及千聖不傳的法，就是僧寶。這是一體三寶。

二、所謂別體三寶，即指降生於印度，八相成道丈六金身的釋迦牟尼為佛寶。佛陀四十九年所說四諦、十二因緣及六度萬行種種法門，就是法寶。依四諦、十二因緣或六度萬行所證的三乘四果阿羅漢，如阿難、迦葉等，就是僧寶。這是別體三寶。

三、所謂住持三寶，去佛已遙，但化導世間，現在寺廟所供泥塑木彫的佛像，就是佛寶。現前供人閱覽紙上談兵黃卷貝葉的三藏十二部經典，就是法寶。現前剃髮衣圓領方袍，不斷三有的僧尼，就是僧寶。這是住持三寶。

所謂寶者，就是世間稀有的寶貝。上面所說的三寶，祇有一體三寶與別體三寶真正具足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三解脫門、六神通、隨心三摩地、四智、二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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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處、九次第定、十循處等種種功德，自性清淨為世間之真寶。至於住持三寶呢？誰都知道，為紀念佛陀偉大的人格及啟發世間人們的信仰，是隨緣假施設的，不是究竟的真佛。泥塑木彫的佛像，紙上談兵的黃卷貝葉的經咒，以及口裏說空，行在有中，我慢煩惱具足的圓領方袍的僧尼，都是世間有漏生滅無常的。不燒它，不殺他，也不過幾十年的生命，根本不是佛法。佛說法第一句就是要我們覺悟世間生滅無常的法，要圓證常樂我淨不生不滅的法。因此，我們學佛的人，不是求的偶像的佛法，不是想保存泥木塑彫偶像的住持三寶，我們要證的是一體三寶及別體三寶。偶像的三寶，我們學佛的人，早經有實行火化過，如丹霞劈佛烤火，智閑、德山焚燒經典，甚至念佛一聲要漱口三日，都足證明學佛的人不是迷信偶像三寶，而是要證清淨自性三寶。共匪把寺廟偶像僧尼視為佛法，那就錯了。佛法在那裏？佛法在人心，人人具足，個個圓成，祇要世間有人存在，便有佛法存在，共匪不能把天下人都殺光，甚至連情與無情都殺光，否則不能消滅佛教的！現前拆毀寺廟，殺戮僧尼，祇有增加人民反共的決心，祇有增加共匪滅亡的速度，甚至祇有促進我們學佛人悟解世間生滅無常與三界火宅的不安，速證真常的生命，以及促進佛教徹底改造走上新生之路。這是從佛教根本勝義諦，來說明共匪絕不能消滅佛教的理由。

應化形式的佛教，就是現前的寺廟、偶像、經典、僧尼，這是為化導世間的一種假施設，雖然屬有形有像，但共匪也不能永遠消滅它！為什麼呢？我們從佛教史上來說起：

佛教創始於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初成道時，因以慈悲喜捨、正義平等化導人類，摒棄一切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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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觀念，使其首先遭受九十六種外道邪說攻擊，甚至連釋迦牟尼佛堂弟提婆達多也積極的反對佛陀，以種種方法，如醉象，如巨石，想迫害佛陀。結果九十六種外道都被佛陀的智慧劍折服，一一宣布投降，三迦葉首先皈依成為後來佛陀座前重要的弟子。提婆達多更慘，墮入無間地獄受諸苦惱。這就是正義終能戰勝邪魔。

佛教於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同樣也首先遭受五獄十八山的道士所反對，甚至以火驗佛經，乃至後來三武一宗的法難。佛教僧侶及偶像雖然做了昏君帝王暴政下的犧牲品，但佛教不屈不撓終能達到正義戰勝一切的目的，發動毀滅佛教的禍首，都一一受到悲慘的苦果。現在我們看三武一宗教難的前因後果：

一、北魏太武帝，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毀滅佛教的帝王，他為什麼要毀滅柫教？因為受了道士寇謙之、崔浩的邪說煽惑，每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因無機可乘，適以太子晃受讒，哀求玄高禪師作金光明懺，使帝夢見先祖責備不應讒疑太子。此事為崔浩說破，致玄高、慧崇遭殺，帝遂怨 恨佛教。同時，先是凶黨盤居佛寺，適帝討伐蓋吳至西安時，窺見佛寺內有武器，崔浩遂乘機建議毀滅佛教，帝於太平真君七年詔令：

這是佛教傳入中國四百年來首次的法難。所幸太子信奉佛教，乃密令緩宣詔書，遂使遠近沙門預為自計，沙門玄暢潛逃南方，師賢等化裝假行醫守道。寺廟佛像雖多遭劫，但經典法物都經匿藏。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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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次年，天降大暴風雨，把武帝所居的殿宇壓倒，武帝幾致於死。時有沙門曇始不畏武帝暴政，親至宮門指責武帝毀佛的罪惡，武帝命人殺之而不傷。帝大怒，以佩刀擊之，又不死。又令人捕投虎檻，群虎畏服不敢近，帝遂大驚，召登殿拜謝。始為說法，明釋因果，武帝大生愧懼，忽身感癩疾，痛苦萬分，人皆說崔浩毀滅佛教所致，帝因此甚懼，乃令誅崔浩及其五族，並使人小便溺其口。當崔浩初毀佛後，每遇路上見有遺棄佛像更停車溺之。自己被誅後無人收屍，人皆競溺浩屍，至糜潰而後止。武帝毀佛後不到七年為常侍宗愛弒于永安宮。文帝嗣位，即詔復佛教，並令五級大寺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為武帝贖毀佛之罪。

二、北周武帝，這是第二個毀滅佛教的帝王。武帝毀佛也是受了道士張寶、衞元嵩的讒言，說懺語中有「黑衣當王」字樣，分明佛教不利於國家，帝於是心忌佛教，乃召集天下名儒僧道辯論三教同異。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為外，釋氏為內教，帝又說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為悖逆之甚，國法豈容，又經慧遠嚴詞抗議。帝本想偏廢佛教，但因法猛、知玄、道安、慧遠，立論高超，為道教者流所不能屈，尤以知玄抗議精壯，帝雖動用天威鎮壓，而玄猶泰然滔滔地陳說佛教求世之道，立論高渺，群臣無不感歎，獨帝不悅，於是詔書：「並罷釋道二教，釋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反服者二百餘萬」（佛祖統紀）。

武帝毀滅佛教，雖然沒有殺害沙門，但為教犧牲的沙門，却不乏其人。帝毀佛之後，因道安德高望重為民眾所敬仰，欲裨予官位，以安人心；但道安以死拒之，終日號慟不食而死。另有沙門靜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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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詔書下毀滅佛教，乃求見武帝陳述毀教應獲之報應，然亦未能改變帝之邪心。遂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石引刀自條其肉，掛腸胃於松枝，捧心而卒，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佛祖統紀）。

帝毀佛之後，於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毒瘡大發，遂殂（僧傳）。在武帝未死以前，沙門道 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以復教。帝死後，道林為申請復興佛教最激烈者。宣帝即位，即詔曰：「三寶尊重，特宜修敬，復興佛教」。

三、唐武宗之毀佛，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會昌之法難。佛教在唐代，本來很興盛，但武帝根本是信奉道教。在會昌元年即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親受法籙。武宗雖受道士趙歸真、劉元清、鄧元超及宰相李德裕之煽惑，擬毀滅佛教，但因沙門法寶、玄暢撰三寶五運圖證明佛法感應。辯說精闢， 使道教者流不能屈。帝在會昌五年淘汰佛教：

這是歷九朝為七帝師之清涼國師滅後七年及圭峯禪師滅後五年的法難。在毀佛的次年，武宗即身背發疽，煩懣旬日，不語而崩。時長安有人夜行見空中下降朱衣相語曰：李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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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太子登位，即詔復佛教。並捕趙歸真、劉元清、鄧元超等十二人，以惑亂先朝，毀除佛教，召集群臣於朝堂，誅之陳其屍首。李德裕貶潮州，不久病卒（佛祖統紀）。

四、周世宗，這是唐末五代毀佛的帝王。周世宗毀滅佛教，不同於太武帝等是受道教的煽惑，他是受經濟的影響，欲掠佛教的財產。於顯德七年，勅民間銅像輸官鑄錢，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毀像，鑄周通錢。並掩飾說：「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所非惜也」（佛祖統紀）。

當詔下毀壞佛像時，鎮州有大悲觀音像極有靈感，人人都不敢近。帝聽說，親自前往，持斧纔破面胸，觀者為之慄慄。及帝北伐，疽發胷，亟回師，遂殂（楊文公談苑）。

當時有位周百勝居士蔬食念佛，一夕夢一黃衣人引觀地獄，見一人黑色，臥大鐵床，獄卒持鑿破其胸，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勝問內者為何人？答曰：此柴帝也！因毀像致此罰，何時方罷脫其苦？謂世間周通錢盡時，方脫此罪（神應錄）。

以上所說是三武一宗佛教法難的史實，同時也看到發動毀滅佛教的人，都遭受到悲慘的惡果，而佛教旋又復興。魏太武帝因寇謙之、崔浩煽惑毀滅佛教，坑殺沙門，崔浩誅滅五族，太武帝身感癘疾，竟為常侍宗愛所殺。文成帝嗣位，即大興佛法。北周武帝因衞元嵩，毀滅佛教，勒令沙門還俗，不久帝身患癘疾而死。宣帝嗣位，復興佛法。唐武宗因趙歸真等，毀像廢寺，逼令沙門還俗，帝後發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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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殂，因毀佛奪壽去位，趙歸真等十二人被誅。宣宗即位，佛法大興。周世宗毀像鑄錢，廢拆寺廟，疽發胸而殂，人見在獄中受苦，要待毀像所鑄周通錢盡時，纔能脫離地獄苦趣。這是君臣皆受惡報的事實。

由此觀之，可證明共匪絕對不能消滅佛教，也就是正義終能戰勝邪魔！

依據佛教的勝義及歷史的教訓，共匪固然不能消滅佛教，但我們應如何挽救目前佛教的法難，及如何革新佛教，我有兩種觀感：

第一、佛教在歷史上雖然遭受種種法難，然每一次法難，不數年都能平反，這固然是法運及人類的劫數與眾生業力相互和合而成。但佛教每次都有聖賢出世襄助，纔能達到興教的目的。魏武帝時有曇始、曇曜、師賢，曇曜、師賢為復興北魏佛教的人。周武帝時有知玄、法猛、道林、道安、慧遠、靜謁。唐武宗時有法寶、玄暢、知玄等，皆是以法亡軀求復興正教的大德。尤其是靜謁剖胃捧心而卒的犧牲精神，雖未能感動當時的昏君帝王，但其精誠足驚天地泣鬼神，召示於社會群眾，以身可毀首可墮，而佛法不可毀滅的一種偉大的精神。宣帝登位，即恢復佛教，未嘗不是靜謁偉大的犧牲精誠所感召。回觀今日之共產黨拆毀寺廟，殺戮沙門，無異三武一宗法難的再演。但今日我們佛教徒中有沒有若道安、慧遠、法猛、知玄、玄暢、道林等的智慧辯才，以及有沒有若曇始殺之而不死，斫之而不傷，飼虎虎不敢近的那種神力？尤其有沒有靜謁那樣為教犧牲的願力？今日面臨的問題不是共黨毀滅佛教，以及今後佛教能否存在的問題，而是我們有沒有挽回教難及復興佛教的智力、德力、願力、神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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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共匪摧毀佛教，給佛教的打擊固然是很深，但這也是佛教的逆增上緣，其對佛教的影響是深遠的。因佛教傳入中國，充分的受了中國宗法社會思想的遺毒，把佛教根本的意識，變成中國宗法社會式的意識；佛教徒沉迷於宗法制度的保守，「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旺，孜孜為道者無一人」（雪峯語）。今日叢林制度的寺院，祇貪徒眾，養而不教，成為大的家庭。小的寺院，完全俗化成為小的家庭。這種種十足是宗法社會制度的影響。佛教脫離社會既不能利人，僧徒腐化，又不能自利，所有一切的行為都失去佛教的標準。太虛大師四十年來倡議革新佛教，而佛教不能革新，實受制於這種宗法式叢林寺院。唐武宗淘汰沙門，周世宗消滅佛教，即因當時佛教宗法思想太濃厚，而迷於形式偶像的崇拜。何況是現在的社會呢？揚州若干大寺院，早經失去靈魂，徒有形式，成為佛教腐化的象徵。若干腐化沒有靈魂的院寺摧毀，或者能使佛教從宗法社會思想制度中徹底解放出來，走上自由新生之路！

同時，共匪摧殘佛教，震撼了千萬的保守性教徒，或者能使他們驚醒過來，徹底悟解佛教不能革新，不能迎合社會思想的進步，乃至遭受到今日的結果，其癥結何在？今日佛教徒的遭遇固然艱苦，但目前佛教最大的危機，就是處在群龍無首的狀態。人人各自為政，不能團結一致，甚至把復興佛教的責任都忘了，這是最令人痛心的！今後佛教如何改革，如何建設適合時代環境需要的佛教，其責任都落在我們佛教徒肩上，但我們必須了解，僅憑我們以往的經驗、智慧、能力及想像，不足為新佛教建設的藍圖；現在人的思想、觀念、組織、活動，不但要配合民主政治的制度，並且要適合新的社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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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思潮；我們的生活制度，以及對佛教種種觀念的理解，都要徹底的改變。在生活行動上要樹起一種新的作風，在人群社會中建立一個新道德標準，以為人類生活標準宗教化的典範。我們生活行動要社會化，精神毅力要宗教化，依循共同生活的制度，朝向共同的目標努力前進。我們能有道安、慧遠、知玄的智慧，及曇始的神力，靜謁為教犧牲的精神，共匪永遠不能消滅我們。今後佛教的存亡，不在共匪的殘暴，端視我們全體佛教徒的作為如何，一切的命運操諸自己。希望全體佛教徒眾，對目前的教難不要悲傷和畏怯，應更積極努力共同建設新的佛教生命。

美國發起的一項對日寬大和約，將達成熟的階段。以中國而言，中日兩國同文同種，互為鄰邦，當然希望與民主自由的日本合作，共同分擔安定亞洲的責任。在文化淵源上，兩國同為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尤其是日本又吸收了中國大部分文化而融和發展成獨立的民族文化。佛教於中日歷史關係上，的確克盡溝通兩國文化的橋樑工作。

大陸淪陷後，整個亞洲的自由國家都感受到赤禍的威脅。韓戰發生，以及中共參戰，直接威脅到世界的和平，日本更瀕臨戰爭的邊緣。中日兩國人民因此而感覺到彼此合作的必要。中日兩國合作，安定亞洲，促進世界和平，便成為當前主要的課題。

中日兩國合作，不獨有益於中日兩國光明的前途，且於安定亞洲，維護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關係，但如何能使中日兩國切實的合作？首先要使兩國文化充分的交流，尤其是佛教的文化。佛教是兩國人民信仰的中心。融洽兩國人民信仰的情緒，使兩國人民在精神信仰上趨於一致，作為兩國人民合作的心理基礎。兩國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尊重，體認中日兩國為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有唇亡齒寒的依存關係，始能奠定兩國永久合作的基礎。半世紀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實行擴張領土政策。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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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中日兩國邦交不斷惡化，損害了兩國人民千百年來的感情。八年戰爭的結果，中日兩國犧牲了幾千萬優秀國民的生命。日本無條件投降，喪失了太平洋中無數島嶼的利益。中國雖贏得對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但因為長期戰爭，物資消耗殆盡，國際共黨，乘機侵入，策動叛變，劫取政權。造成今日東亞嚴重的局面，威脅兩國生存的主要原因，實導源於日本擴張領土的政策。我們並不是要與日本算舊賬，而是要中日兩國人民記取過去的教訓，體認中日兩國唯有循諸佛教利和同均的路線，互相依賴，共同合作，始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

依佛教的性質，它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私有品，乃是整個人類共有的慧命。在思想路線上，它不受一國的政治，或一民族的思想所拘束，而是超越國家，超越民族，超越一切的大我而無我主義。中日兩國雖為安定亞洲的中堅力量，但如何才能達到安定亞洲的目的，這必須運用佛法大我而人類無我主義，始能發揮兩個優秀民族的力量。若以自我主義為出發點，祇有增加國際間的糾紛。過去日本的大陸政策，祇知有自我不知有大我，所以造成今日東亞嚴重的局面。痛定思痛，中日兩國人民深知唯有彼此合作始能安定東亞。希望兩國的政治家要有遠大眼光，要具足佛家的慈懷，要本著佛教大我而無我慈悲平等的救世精神，為安定亞洲，為世界和平，竭誠合作。

談到同文同種的關係，世界上不僅止是中日兩國，美加兩國也是同文同種，她們却能和平共處。美加兩國國界長達四千英里，一百多年來，兩國從未設過防，雙方邊境也沒有駐過兵。兩國人民無需護照可自由來往，這種相親相愛的兄弟之邦的友誼，中日兩國人民應該慚愧！二次大戰後，美國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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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名義援助世界各國，無條件的把美國人民的大量金錢物資分向世界各國輸送，歐洲及東南亞各國也才能從戰後經濟崩潰的危機中重新站起來。這固然是由於美國國力強大，同時也是美國人具有高度宗教的熱忱，大我而無我的救世精神。這種偉大胸襟，在佛教就是菩薩救世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精神；我敢說世界上祇有美國人民配稱為基督教徒。中日兩國同為佛教修養很深的民族，西方民族性並不比東方民族優秀，中日兩國政治家果能以佛教大我而無我救世精神，領導中日兩國人民合作，保衞自由日本，保衞自由中國，保衞自由亞洲，其所發揮出貢獻於世界和平的力量，必凌駕於西方民族之上。

安定亞洲，維護世界和平，為中日兩國共同的責任。但怎樣纔能安定亞洲呢？安定亞洲，首先要維護亞洲人民信仰的自由。有史以來人類的戰爭，都是為了信仰自由，自由是人類應有的權利。亞洲八億以上的人口，就有五億人民是接受佛教的信仰，故佛教無異是亞細亞民族中心的信仰；故欲安定亞洲，就不能忽視這五億人民的力量。自蘇俄勢力侵入亞洲後，直接威脅了亞洲人民信仰的自由。大陸的佛教，首先遭受到惡勢力的摧殘，亞洲其他地區，若東北亞之朝鮮、日本，東南亞的越南、泰國、緬甸，以及西藏、錫蘭，整個亞洲五億人民的信仰自由，都感受到嚴重的威脅。中日兩國同屬佛教國家，對亞洲佛教居於領導地位，兩國佛教對維護亞洲人民信仰的自由，應負有同等的責任。為促進中日合作，維護亞洲的安定，中日兩國佛教界應聯合韓、泰、越、緬、錫蘭等國佛教徒發起組織「自由亞洲護教協會」，實行亞洲佛教大團結，致力於佛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教義的發揚，佛教留學生的交換，在各方面，採取一致行動。一方面維護亞洲人民信仰的自由，一方面協助亞洲自由國家抵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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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亞「紅色」的寒流，促進亞洲的進步。我們五億人民秉著同一中心信仰的毅力，為爭取信仰自由所發揮出的力量，雖不及鎗炮武器的利害，但我們五億佛教徒有一個共同堅不可破的「反紅色」信念。這種無比堅強的信念，超過一切國家民族的觀念，不特可以保障亞洲人民信仰的自由，且有助於亞洲的安定。

八年戰爭的教訓，已使中日兩國人民悟解了無中國即無日本，無日本即無中國的真理，故中日兩國人民必須依循五十年前孫中山先生倡導大亞細亞主義所指出，中日合作安定亞洲的重要，以及東亞民族的獨立自由，對於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而東亞民族獨立自由之確保，又有賴於中日兩國的精誠合作；而中日兩國合作的關鍵，有待於中日兩國佛教之推展。中日兩國佛教的交流，始於弘法、傳教二大師來華，及鑑真等東渡，所奠定「見和同解」的精神基礎，千百年而不渝。這種歷史性合作的基礎，為促進中日兩國合作所急需的。故中日締結和約後，希望兩國佛教界能互相往訪，交換留學生，促進兩國佛教文化交流。今後兩國佛教徒應致力於促進兩國人民團結一心，共同合作，安定東亞，實現人間淨土！

對日和約的目的，乃在實現世界的和平；世界永久和平的保障，端賴世界的公理與正義。我們不能維持世界的公理與正義，即不能贏得世界永久的和平。中國不能參加對日和約的簽字，不但根本失去和約的價值，亦復違背聯合國憲章及國際的法理，這又怎麼能實現世界永久的和平呢？

半世紀來，人類世界發生兩次大戰，都是種因於世界失去公理及正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建議，結束對德戰爭，大戰結束，之後成立國際聯盟，期以集體的力量維持世界的公理正義。爾後日本佔領東三省，「國聯」若能秉持威爾遜的正義及聲援當時美國務卿史汀生不承認日本以武力佔領東三省的聲明，以集體的力量予日本正義的制裁，絕不會有中日戰爭的發生。孰料正義為英、法等強權出賣，不肯仗義執行，僅以李頓調查團作為敷衍，給侵略者一個有力的鼓勵。結果所導致的禍害是，中國犧牲了幾千萬人民的生命，珍珠港被襲，威爾斯親王號被炸，香港、星島被佔，這是出賣正義所獲致的報酬。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美國首先宣佈其為世界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要以正義維持世界的和平。大戰初期，羅斯福總統對世界和平的計畫，的確無不依於公理與正義。大西洋憲章，以及開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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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依據世界的正義的理想。因此，美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博得世界民主國家的信賴。

大戰後期，美國的外交政策，顯然受強權的牽制，甘願出賣自己的靈魂，失去伸張正義的勇氣。雅爾達會議，不得中國同意，出賣中國東北利益，把中國東北與外蒙讓予蘇聯，以致戰後，蘇聯自東北拆去價值二十億美元的重工業設備，蘇聯並將日軍武器援助中共，造成今日中國大陸的淪陷。今日美國人民應悟解雅爾達會議所造的罪惡，不但有傷美國的國格，將來恐將與中國人民同受自身招來的災禍！

今日中國人民所受的災禍，全是美國一手造成的，先是雅爾達會議，出賣中國東北利益，繼之馬歇爾調停，強迫中國組織聯合政府，給中共停戰整補的機會，馬歇爾調停失敗後，不但不能洞識中共的陰謀，反遷怒中國政府無誠意，不久便將軍事、經濟援助撤回，公開鼓勵中共作亂，今日中共得以竊據大陸，全是美國的賜給。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美國造成這個災禍的沉痛教訓。

二年前　蔣總統飛訪韓、菲，提議籌組太平洋防共聯盟，因未獲得美國的支持，未能實現。中韓菲防共協定果能成功，可以斷定今日韓戰不會發生，也不需美國在韓國戰場上消耗百億元的物資及十四萬美國青年的生命。一九四五年後，美國若肯以用在韓戰上款項的五分之一經費，援助中國國民政府，亞洲的局勢絕不會有今日的結果，甚至也不需美國今日動用數百億元的國防經費。今日東亞，以及整個世界的局勢，都是美國於雅爾達會議上罔顧公理正義的結果。

現在對日和約竟撇開作戰最久、犧牲最大的中國，又作第二次出賣正義的勾當，據說是受制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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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想討好中共。這又是大錯。美國在韓國打了一年，消耗百億元的物資犧牲了十四萬美國青年的生命，難道還不能認清中共的真面目嗎？中國對日簽約，這是應有的權利，絕不受制於任何人。祇是今日世界所有的一點和平的曙光，完全寄於美國正義的國格，假使身為世界民主國家領導的美國，惑於強權及本身的利益，不以公理正義領導世界，這不但有傷美國的國格，同時，將失去自由中國人民及世界正義之士的信賴。美國不乏具遠大眼光的政治家，應該正視今日自由中國人民對「對日和約」抗議的呼聲。

中國不能參加對日和約，我們應有如下述之基本警覺與認識。

第一、中國是世界上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開國以來，不曾對外發生戰爭，或侵奪鄰國的領土。中國在世界上沒有一寸殖民地，這是值得驕傲的。中國所秉持的是公理及正義。對日和約，既罔顧道義與正義，也就沒有和平可言；對此沒有公理及正義的和約，寧可不參加，免得有損五千年來愛好和平的光榮國格。

第二、我們對西方民族的自由正義，必須重新確認。西方的民族，根本是講求功利，具強烈自我意識的民族。功利的思想，祇有強權而沒有正義。所謂正義，祇是欺騙弱國的託詞，尤其是視殖民地為生命的英國，全賴犧牲他人，以肥自己。鴉片戰爭後，東亞的局勢，全受英國的搬弄；日本佔領東北，英國率先附和；中日戰爭初期，英國為討好日本，竟封鎖抗戰的咽喉——滇緬鐵路；中共佔領大陸，英國首先承認；對日和約，英國阻止自由中國參加。這種種都足夠證明，西方民族祇有自我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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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義！今日國際間，公理正義蕩然不存，我們必須要有自我的外交，不要倚賴他人。國家的運途，必須靠自己來創造。不能參加對日和約，實足表示我們的努力不夠。

第三、人類世界根本就沒有公理及正義，國際間所有的組織都是以自我的貪欲權利思想為出發點�